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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精神的當代啟示
      發表時間:2021-03-02 來源:《黨建》雜志

      姚澤卿

       

        行走在革命圣地延安這座英雄城市,腳下的每一寸土地無不承載著我們黨厚重的歷史輝煌。在那山山洼洼,溝溝岔岔里分布著468處紅色革命遺址,有陜北的土窯洞、石窯洞,也有中西合璧的大禮堂、小禮堂。這一座座歷經風雨,飽經風霜的建筑里,陳列著幾十萬件珍貴的歷史資料和實物,這是延安精神的歷史承載,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汲取力量的精神家園。

        在延安,我們黨邁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實的一步。自建黨以來,受“左”、右錯誤思想的影響,黨內有的人在對待馬克思主義上始終存在著教條主義的理解,不能實事求是地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解決現實問題,使革命遭受了重大損失。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雖然取得軍事上的指揮權,戰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扭轉了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被動局面,但毛澤東及黨的一些正確決策屢屢受到質疑和挑戰。抗戰爆發后,面對嚴峻的困難形勢和黨的歷史使命,毛澤東系統地學習研究馬列主義,深入思考中國革命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現實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立足中國實際,寫就了《矛盾論》《實踐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等光輝著作,清晰地勾勒出黨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思想路線。1937年王明從蘇聯回國,教條地推行共產國際的指示,發表與中央不一致的言論,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公然放棄洛川會議確立的獨立自主原則,挑戰中央路線,在黨內造成了嚴重影響,破壞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緊緊圍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我們要做些什么工作?我們的目的何在?”這些重大問題展開討論,毛澤東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并進行了系統科學的闡述。會上中央領導紛紛發言,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黨必須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學會靈活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國際經驗應用到中國的每一個實際斗爭中來,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狹隘的經驗主義,必須克服“左”傾、右傾機會主義,用好的方法團結全黨,在抗日戰爭艱難的時局中發揮大的作用。毛澤東首次鮮明地提出“實事求是”的概念:“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因為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只有遠見卓識,才能不失前進的方向。”從此,這一科學的表述,成為黨的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這次會議經過激烈的斗爭,驅散了黨內長期存在的迷云濃霧,使黨在理論上、使命上走向清醒,統一了全黨的認識和步調,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延安邁出堅實的一步,為黨的七大成功召開在理論上、思想上作了充分準備。

        延安的歷史記憶啟示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必須強化理論武裝,統一全黨的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具有強大的真理偉力和實踐偉力。我們要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就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斷在學懂弄通做實上下功夫,推動學習往深里走、往實里走、往心里走,使全體黨員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用蘊含其中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在延安,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系統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對王明的右傾錯誤以及在其錯誤思想的影響下,對黨造成的嚴重危害和重大損失有了明確認識,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運用馬克思主義在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上的政治、軍事和思想路線。全會期間由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指示,從組織上、領導關系上肯定了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表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要以毛澤東為核心解決統一領導問題。彭德懷在發言中指出“領袖是長期斗爭經驗總結的,是在長期斗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會議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代表自居的“尚方寶劍”,清除了黨內“阿諛者獎、正直者罰、拉攏私黨、別有企圖”以及自由主義、個人風頭主義和小組織派別活動的惡劣影響,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妥善處理了黨內分歧,凝聚了共識,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對維護中央權威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畫出了我們黨歷史上最大的同心圓。

        延安的歷史記憶啟示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必須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決做到“兩個維護”。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黨和國家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歷史和人民選擇了習近平總書記成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今天,我們這個擁有9000多萬黨員的執政大黨,沒有領導核心,就會成為一盤散沙。全黨只有愛戴核心、維護核心、緊跟核心,不斷加強政治建設,才能提高政治站位,堅定政治方向,保持政治定力,站穩政治立場,在大是大非面前頭腦清醒,在大風大浪面前立場堅定,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團結一心、步調一致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

        在延安,我們黨高度重視紀律建設,建立健全黨內法規體系。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突出強調了黨的紀律,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紀律。毛澤東建議“六中全會要通過一個中央工作規則”,劉少奇說“要保證黨的團結與統一,除政治上思想上之統一外,條文上亦應規定法律上非團結不可,以避免個別人破壞黨的團結與統一,并以此黨規與黨法去教育同志”。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前,從1937年的4月到1938年底,黨員發展極為快速,由4萬人發展到了50多萬人,革命力量的迅速發展壯大,充分反映了黨的抗日主張得到了廣泛的擁護。但黨的力量的壯大,并不意味著戰斗力和純潔性得到提高,黨內還存在破壞紀律的行為。毛澤東說,總結以往黨的斗爭經驗,在黨內,八路軍與新四軍內必須堅持鐵的紀律,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否則,黨就無法率領群眾與軍隊進行勝利的斗爭。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鑒于張國燾嚴重破壞了黨的統一領導、破壞了革命紀律,給我們黨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危害,審議通過了《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等一系列黨內政治紀律的規定,強調要把紀律教育作為“黨的建設的一法”。這些文件對各級黨委權力的形成與行使,領導成員與領導集體、成員之間、上下級之間的關系作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樹立起紀律意識和規矩意識,為全黨按程序按規矩辦事明確了基本原則,對于促進黨的團結統一,提高戰斗力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產生了重大的歷史影響。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后,我們黨又先后作出了關于黨性的決定,關于黨的一元化領導決定,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規定。毛澤東指出,黨的紀律是帶著強制性的,但同時,它又必須是建立在黨員與干部的自覺性上面,決不是片面的命令主義。嚴明紀律,就要培養成一般黨員服從紀律的良好作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后,經過整風運動,我們黨的隊伍不僅迅速壯大,而且形成了嚴明黨紀黨規的優良風氣,營造了自覺聽從毛主席、黨中央號召的政治生態,為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提供了堅強有力的政治保證和紀律保證。

        延安的歷史記憶啟示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在新時代,我們黨面臨“四種危險”,要經受“四大考驗”,沒有鐵的紀律和遵守紀律的習慣,就難以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要把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挺在前面,黨中央提倡的堅決響應、黨中央決定的堅決執行、黨中央禁止的堅決不做,做到有令必行、令行禁止,確保黨中央一錘定音、定于一尊的權威。要從延安精神中不斷汲取力量,堅持歷史思維,經常對標對表,及時校準偏差,確保黨和人民的各項事業沿著正確的方向和道路前進。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

      網站編輯:朱 琳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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