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前，我還是一個未上學的小孩，我的童年是在縣城這條百年老街上度過的。那時，我天天可以看到街上有一位身穿綠色衣服的叔叔，騎著綠色單車，載著綠色投遞包，從南門到北門沿街送信。那時的我對此充滿了好奇。

　　稍大一點，我經常跟著母親到縣城中心的郵電局給幾百公里之外在個舊市工作的父親寄信，慢慢開始了解郵政方面的知識。當時，交通、通訊欠發達，一封家書就是一家人渴望的親情，一枚八分錢的小郵票傳遞著親情的溫度。有時，父親會用白色布袋裝點當地土特產，在布袋上寫著家里地址，寄給母親。由于我們家的信件包裹比較多，一來一往，郵遞員跟我們兄弟三人也就熟悉起來。看到他來，我們經常會問有沒有信件，偶爾他也會捉弄一下我們，明明有卻說沒有。后來，母親就不自己去寄信了，總是把寫好地址的信件和八分錢交給我，讓我去郵局寄。直到20世紀80年代，父親調到離家只有60公里的昆明工作，半個月回家一次，那幾年也就不怎么寄信了。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通訊技術的發展，街上有了很多撥賬號或插卡的公用電話，家用電話機越來越多，人們也逐漸有了傳呼機，家信開始越來越少，只有在校大學生和部分單位寄信。那時，我愛上了文學寫作，投稿通常采取寄信的方式郵寄給報刊社，報刊社給到的樣刊和稿費也是通過郵政投遞。當別人逐漸遠離郵政的時候，我還在延續著我與郵政的一段情緣。

　　1994年參加工作以后，我的寫作熱情更加高漲。頻繁的買郵票、寄信、取匯款、收樣刊，小鎮上幾任郵政所長和工作人員都和我非常熟悉，知道我是一名高產作家。

　　2000年以后，我調到了縣城工作，小靈通、手機、電腦逐漸普及。大部分報刊社不再接收手寫稿件，基本上采用電子郵件接收。我緊跟時代步伐，買了一臺家庭電腦。不過，收樣刊和匯款直到現在還是通過郵政投遞。

　　2009年以后，所在單位創辦了一份半月刊內部報紙，我成為了一名副主編和責任編輯。送到上級部門的每一期報紙，外地作者的樣報及稿費，這些都是由我通過郵政寄送。現在，我每周都要去郵局一兩次，郵局的工作人員雖然換了好幾撥，但所有人對我很熟識也很客氣。

　　這40年來，郵政從最初的郵電局，到后來與電信分家改成郵政局、郵政公司，業務范圍已從傳統的郵寄、匯款、報刊發行，擴展到儲蓄銀行、金融理財、現代物流、代辦保險車票機票等多項業務。多年來，我從來沒有與郵政疏遠過，反而始終保持著聯系。我想，郵政的業務內容雖然變了，但是那個讓人親切和熟悉的郵政綠卻始終沒有改變。

　　（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協會會員）